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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，集中地方权力于中央。
具体表现为废除元朝行省制，在地方设“三司”，即布政司：洪武九年（1376）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，每司设左、右布政使，为一省的行政长官。
宣德后因军事需要，增设总督、巡抚等官，权位比布政使高。
其后，布政使的职权渐小，至清代仅为督抚的僚属，专管一省的财赋和民政。
康熙六年（1667）后，每省仅设布政使一员，不分左右，为从二品官。
布政司俗称藩司，布政使俗称藩台；都指挥司：五代宋元时期即有都指挥使，均为统兵将领。
明朝设都指挥使司，掌一省的军政；按察司：唐景龙二年（708）置十道按察使，分察各地。
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改称采访处置使，后又改为观察处置使。
宋以诸路转运使兼按察，专主巡察，别有提点刑狱官。
元置提刑按察使，后该为肃政廉访司。
明朝仍建提刑按察使司，以按察使为一省司法长官。
清朝沿用。
又名臬司。
俗名臬台、廉访。
清末改为提法使。
三司分别掌管军政、行政和财政，并分别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。
其二，集中央权力于皇帝。
具体表现为废除丞相制，权分六部。
宰相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：既可以辅佐皇帝，帮助皇帝处理政务，决策机要；也可能因权力过重而威胁君权，造成深刻的君相矛盾。
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，固然可解决君相矛盾，但必然导致皇帝负担加重，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决，难免偏颇、草率。
明太祖采取的补救措施即设立内阁。
“内阁的出现”一目，主要叙述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设立内阁制度。
如前所述，明太祖忌大臣权重，自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后，不设宰相。
但“政皆独断”却又造成政务丛集于一身的矛盾。
据统计，洪武十七年（1384）9月14日至21日，内外诸司奏事札达1 660件，共3 391事，即朱元璋平均每日要处理奏章207件、411事，以致“星存而出，日入而休遇到大事，更深感“密勿论思不382）置诸殿阁大学士，收阅奏章，批发文稿，协助皇帝办理政务。
永乐初年，选翰林院讲读、编撰等入阁，参与机务，称内阁，无官属。
明中叶以后，职权渐重，兼领六部尚书，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兼决策机构。
后内阁地位日益提高，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更是权倾朝野。
尽管内阁权力日盛，但毕竟不同于宰相制。
后者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，其地位十分巩固。
但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，并无决策权。
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，但其权力并不来自于制度、职位，而来自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。
一旦失宠，地位便一落千丈。
因此，尽管有人认为首辅即变相重设的宰相，但权力与前代已不可同日而语，更谈不上制约皇权。
“军机处的设立”一目，主要叙述清代加强君主专制的情况。
清朝是一个以满洲贵族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朝代。
满族原居东北白山黑水之间，在入关取代明朝以前，虽已建元立国，但社会发展阶段较之关内汉族要低得多，体现在政治制度中，那种带有奴隶制或早期封建制的贵族军事民族色彩的内容，直到入关后相当长时期里，仍在中央决策系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。
君主专制政体很不完善，君臣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制度化的权力界限，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。
这是清朝初期满洲亲贵大臣们商讨并决定军国大事的一种重要形式。
除了决策外，还往往兼有参与政务的职能，但又不属于具体的执行机构。
这与它在关外初建时，政事简单，且军政不分有重要关系。
康熙帝亲政后，以国史院、秘书院、弘文院内三院为内阁，设大学士，参与军政机密。
又在故宫乾清宫西南角设立内廷侍候皇帝的南书房，内阁和南书房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，皇权得到加强。
雍正年间用兵西北，以内阁在太和门外，恐机密泄露，七年（1729）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，迁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。
因地近内廷，便于召见。
十年（1732）更名军机处，以亲王、重臣充任称军机处行走，位卑者称学习行走，俗称小军机。
军机之首称领班，总揽一切。
军机处除处理机务外，凡特旨简放大员，皆由军机大臣开单请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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