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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列宁所指出的，“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，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，奴隶是除外的”。
列宁：《论国家》，《列宁选集》第4卷，第49页。
奴隶主民主派所说的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实质上说，他们的法律本身却总是建立在阶级不平等的基础之上，并以阶级不平等为其根本特征的。
柏拉图曾说：“奴隶决不会成为主人的朋友，小人也不会成为君子的朋友，即使他们攫有了平等的地位也不会如此；因为如果对不平等的东西给以平等，其结果正是不平等。
”柏拉图：《法律》（Plato：Laws）VI，757A。
这正是奴隶主阶级的典型的以不平等为“平等”的法律观。
其实，在古代希腊、罗马，不平等的思想才是正常的思想。
“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、自由民和奴隶、公民和被保护民、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（指广义而言），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，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。
”恩格斯：《反杜林论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20卷，第113页。
在雅典居民中，20万奴隶和3．2万异邦人是被剥夺政治、法律权利的（异邦人应有公民的保护人）；在16．8万雅典人中，假定成人居半，是8．4万人，其中妇女毫无权利，所剩的全权公民男子就只有4．2万人了；这就是说，全权公民本来只是极少数人。
这些人中按上列比例划分，第三级占2．5万人，第四级占1．6万人，第一、二级大奴隶主，大所有者公民不过1000人而已。
就在这些人内部，既有富者与贫者之分，“就不会有平等”，“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”。
列宁：《论国家》，《列宁选集》第4卷，第56页。
而且雅典是一个奴隶主霸国，雅典公民，不但靠本邦的奴隶、异邦人养活，而且大量剥削盟邦居民（而归根到底还是以剥削奴隶为主）。
亚里士多德有这样一段话说明雅典“民主”与“霸权”的关系，他说：“由于国家日益壮大，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”，民主派领袖就“劝告人民，抛弃田园，入居城市，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，告诉他们说，人人都会有饭吃，有的人服兵役，有的人当守卫军，有的人从事公家事情，这样，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。
人民采纳这种劝告，并获了霸权，于是对待盟国，十分专横”。
……国家又“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，因为贡税、征税和盟国捐款的综合所得，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”，连“孤儿和狱卒”也是“靠公家经费供养的”由此可见，尽管公民内部还有贫富分化，但作为雅典公民，对于本国的奴隶和异邦人，对于盟邦，他们一样是统治阶级。
在雅典掌握实际上的、关键性的权力的大奴隶主，依靠从国内外榨取来的大量奴隶血汗，给中下层公民分一杯羹，让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享受一定的权利，形成雅典的“民主”；而这种“民主”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雅典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力量，为巩固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服务。
正如恩格斯所说，“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，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，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，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”。
恩格斯：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第115页。
奴隶与全权自由民的对抗，这是雅典霸国的根本的实质，也是一切奴隶制国家的实质，只不过限于具体的条件，有的奴隶制国家在这方面得到充分的发展，有的则发展未能充分或很不充分；有的发展得早些，有的晚些。
斯巴达由于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征服并奴役了大量的耕奴希洛人，这种奴隶与全权自由民的对抗从一开始就很突出；雅典国家由于从氏族内部自然发生，这种对抗是随奴隶制的发展而逐渐成长的。
不论雅典或斯巴达，作为奴隶制国家，殊途同归，本质都是一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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